| 温州经济增速跌至全省倒数第一 商铺集体关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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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9-24 21:05:26) 1797人次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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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增速跌至全省倒数第一 商铺集体关门
半年前，车沿晚间的江畔行驶，这条温州最高端地段的滨江大道上，璀璨华灯与喧闹城市投于江面的幻影，还会令人心生安逸。但就在100多天之后，一场去年已蛰伏的GDP风暴却席卷了昔日的商业丽景。
9月14日，周末夜晚。安笛为一间装修考究的酒吧落了锁，他在廊下的风灯上悬挂了转让酒吧的标牌。已两个月无人问津的酒吧，最终成了他的财务负累。“以前周末要定位子的滨江会所、酒吧，现在每个月都在亏钱”。安笛对记者说。
在生意跌入谷底的酒吧一条街不远处，每走几步便能看见扎堆的铁门把守的商铺，多是涵盖各行各业的工厂销售窗口。在部分路段，甚至出现十店九关的清冷现象。官方数字也无法掩饰经济颓势：上半年温州的GDP总量跌出浙江前三，增速更是位列全省11市之末。向来被认为最有活力的资本斗场，究竟怎么了？晚报记者实地采访的多位圈内人都坦言，下半年情况仍在继续恶化，尚无复苏征兆。
对话：为了2美分谈了9小时
黄发静全球知名打火机大王、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
9月15日，温州湿热的天气瞬息转凉，如注的暴雨令路面折射出各种反光。所以在约定的茶吧，黄发静黑衣黑裤、不持伞具的出场散发出强烈的气场：这应该是一个不拘小节、轮廓硬朗的典型温商。
采访中，他不断点燃香烟，有时会干咳几声，并顺势微调坐姿。但和许多受访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正襟危坐、正视记者，而是弯曲着右腿，目光则更多时候投向不可知的窗外。
“整体情况很差，打火机行业更差”。刚开始，黄发静并不愿多谈企业，采访进行到一半时，他依然极少抛出数据，脸上始终紧绷着严肃的表情，让人可以对温商当下的心态揣测几分。
但如此凝重的气氛还是出乎记者意料。因为从数字上看，上半年温州打火机的出口量逆势上升了8.5%，情况似乎并不算最糟。
“可这是在去年基数特别低的情况下的增长，日本市场占40%以上，去年日本CR法案刚执行，整个市场不能进入，我们应诉后，日本政府才废除价格壁垒，启动认证制，符合认证的企业收复了一部分失地”。黄发静对记者解释道。他口中的CR法案是指要求进口价低于两欧元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儿童安全锁的法案，在此之前，美国、欧盟都曾以此“没收”中国企业在流通市场上的“通行证”。同时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的黄发静更是几乎成为“官司会长”，他曾代表行业与欧盟、日本政府直接叫板。
“从2001年开始国际贸易纠纷便不断，大众知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这样的关税壁垒很少，更多的是非关税壁垒，比方各国纷纷跟进CR法案，国际生意越来越难做”。1997年，温州市政府发文规定当地不能生产一次性打火机，作为金属打火机产地的温州想要转战国内市场，更是受制于航空管制。
“由于航空管制，很多国人觉得买金属打火机被海关没收太可惜，金属打火机价格是一次性打火机的50～100倍。成本也是几十倍，金属打火机出口价格基本是2美元，一次性打火机只有六七美分”。黄发静说，去年开始，金属打火机的利润逐步降到2%—5%，甚至不如存银行，“还有很多无形成本无法计算，如各种隐性费用”。在极低的利润和不乐观的前景“围攻”之下，即使是行业内的龙头，黄发静也不得不咬住微利不放：“前几年和外商谈判，我们依据惯例价格，一个价格至少维持半年以上，现在变成了单单谈判，甚至为了2美分谈整整9个小时，最后还是谈不下来，只能各让1美分”。
对于温州上半年GDP排到省内末尾，黄发静则用“意料之中”来回应：“温州没有资源优势，没有人才优势，当年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已被全国复制，现在是时候反思升级了”。
采访尾声，暴雨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尽管是作困兽之斗，黄发静还是用“会继续坚持主业”结束了近两个小时的交流，转身消失在雨幕之中。
有些企业零订单零利润
陈琦翔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温州服装电商联盟副主席
陈琦翔的办公室紧挨温州的“南京路”后仓街，距离位于龙湾区的温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约半小时路程。但在“袖珍市区”的温州，这几乎就是从鳞次栉比的商业区步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
年底前，陈琦翔的办公室就将搬到产业园。作为温州支柱产业之一、总产值600多亿的服装行业“代言人”，他不仅呼吸到经济冷空气，更开始电商的破冰之旅——尽管相比杭州等地，1000多家会员单位中只有100多家加入电商联盟的现状，明显落后得多。
但用他的话来说，传统制造业的情况正在“加速恶化”，到了不得不思考升级之际：“今年单子是去年谈的，1～5月仍上升4%，6月开始下滑10%，7月继续下滑超过10%。即使是订单数最好的企业，今年欧洲订单也下降30%～50%，还有一些企业反映一个单子都没接到，整体订单的金额量也少了50%以上，现在就是靠过去一些展会的资源积累在苦撑”。
另一大出口对象国中东，则受到叙利亚战火的波及，同样风雨飘摇。更紧迫的是：成本控制最得力的企业上半年成本也增长15%以上，中上水平的企业总成本则涨33%，“有10%的小企业已停工，有些企业则裁员30%～50%，还有3家企业的老总跑路了。去年拟定的扩张计划，今年起码打了5折”。
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已降至冰点。“下半年还会更严峻，外贸现在的利润率是0～5%，贴牌业务中的内销利润3%～7%，外贸0～5%，品牌业务的利润率则因为库存如何折算缺少标准而不太好算，大致是在5%～15%左右，今年企业的库存压力很大，除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因为去年是暖冬，一般货品开发要提前半年，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积压”。
电商似乎是目前看来最靠谱的消化库存的方式，在被动的“被现状追着跑”的情况下，向来更重视渠道和经营的温州服装不得不探索出路。“今天上午我刚和科技局在谈新大楼场地的问题，下周二将成立电商服务中心，入驻产业园的就是服务中心，现在还在研讨企业参股等细节”。陈琦翔说，新大楼将集聚摄影棚、培训机构等资源，将于年底前正式运作。
与杭州的“文人服装”、宁波的“匠人服装”不同，“商人服装”的温州拟定的另一条出路是继续开拓市场。“我们在意大利设立2个境外贸易代表处，注册公司，今年还将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选一个设立代表处，相当于一个470平方米的公共展示平台，供十几家企业展出产品，如果展出产品3个月没有订单，就实行末位淘汰”。
不过就目前来看，其带来的订单量仍是杯水车薪。2010年设立意大利代表处时，带来560万美元订单，2011年则产生订单920万美元，去年整个温州服装出口的总量则是19亿美元。
未来最大的驱动力会是什么？时近日暮，陈琦翔也没能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唯一确定的是，这个周末，他依然无暇如过去那样前往滨江一带的酒吧、会所放松片刻。
调查：工作日下午厂区内静悄悄
圈内人口中的“后厂”订单萎缩、利润摊薄，折射到“前店”的状况又会如何？上周五，晚报记者走访了滨江一带店铺集中的环城东路。
衡器电子秤、铁器老店、船舶配件、合金工具、调整内衣、仪表加工、针车行、山茶油、翡翠珠宝、体育用品、精准潜水表、手表箱包……这既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温州产业列表，也是环城东路上大门紧锁的店铺名单。
记者注意到，下午3点多，环城东路附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联排关闭的商铺。一家贸易公司正在落锁卷帘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商铺关门一个多月，估计是工厂停工放假，还有些上午还开门，没什么生意，所以提早关门。
”而同样是工作日下午，龙湾区三大工业园区之内，也无一例外地悄寂无声。记者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看到，三大园区中，文具、管材等传统制造企业最为集中。遍走区内的几条马路，几乎听不到任何机器轰鸣。
转过一条马路，紧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之内，企业“面貌”变换，不再是清一色“蚂蚁雄兵”般的微型企业，厂房面积普遍较经济开发区为大。不过，产业园内同样一片静寂，部分厂房门口更是保安缺席，只是趴着几条懒洋洋的看门狗。
沿着瓯海大道再一路向东海方向行驶，抵达龙湾区最偏远、占地规模最大的滨海园区，记者注意到，沿途鲜有运输车辆进出。相对最有人气的是非“制造系”的高翔控股集团。记者多方了解到，它是从事厂房租赁、配套设施投资管理和仓储服务等，厂区内云集着各种小厂和小超市，门口还停着整个园区内难得一见的蓝色摩的。
关于具体的停工数字，记者采访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秘书长许海洲时，也因问题敏感而被回避。浙江省人大上半年官方调研，温州3998家成规模的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尽管厂区内静悄悄，记者却没有看到急待转让厂房的广告。海鹤药业厂房则是一片工地，正在新建厂房准备入驻。在金乳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区，一边的厂房正在拆除，另一边厂房则正在新建。门卫说，新建的厂房依然属于金乳牛，但不再做冷冻食品。
只有在位于鹿城区双屿镇的“中国鞋都”，记者才听到两三家工厂机器作业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产业园内气味也同样最刺鼻。
仍有三分之一企业急招工人
由金属支撑的红色伞面、一张没有抽屉的办公桌、一幅显眼并打满“补丁”的招聘海报……守着这个临时“摊位”，小武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机，手边塑夹装订的招工章程细则没有翻开过。
事实上，在一天内，几乎没有前来询问的打工者——在整条滨海二道上，都鲜有车辆往来。
小武面前的海报上书“新春特大招聘”，但似乎那场“特大招聘”没有招到充足的工人，这份时效已过的招聘海报上贴着许多用彩纸打印的“急招”广告。
据悉，小武所在的金帝集团在去年温州市依法纳税大户名单中位列制造业第十、鞋革第三，其厂房所在的经济开发区内，包括它在内的一些大厂仍“逆势”招聘工人，粗略估计占比在1/3左右。究竟是因为员工流失过大还是企业依旧扩张，由于厂方的谨慎态度，记者未能求证。
但从招聘广告上，至少可以看出工厂“求人”的诚意与迫切。记者在金帝集团竖立的招聘牌上看到“急聘临时工”、“急聘车包、普工、做包、车包学徒、做包学徒、针车组长、针车品检”、“急聘湿印、湿印学徒保底2000+计件”的广告。据记者了解，目前招工的大厂给出的福利“礼包”相当丰厚。以金帝为例，员工每月固定休息4天，技术工裁断、针车第一二个整月都有数百元适应流程补贴，各车间普工平均工资2200元以上，部分普工还高于2600元。
位于屿田小区的文具龙头企业爱好笔业厂房外，不仅有红色牌子上写着“诚聘男女普工若干名、注塑工若干名、质检员男女不限”，还有一块白色塑封的标牌上书“计件工资，工资保底2000元/月、生活补贴150元/月，全勤奖60元/月，夜宵补贴3元/晚”。记者从各厂招聘广告上看到，类似生活补贴、全勤奖、住外补贴、高温补贴、夫妻特别福利计件员工工龄奖及年休工资、申请慈善救助金、全员享受年度评优、岁末礼包、开工礼包、生日蛋糕及节日礼品、新员工入职前3天免费就餐等揽人花样层出不穷。
外围：生意差到司机都走光了
王民才温州交运公司司机，80后，在温州开了6年出租车
遇到王民才是下午5点多，按理说，他和“夜班”的交班时间是5点整。
即使是一路从温州南站飙车到交班地站前大道附近，也要半个多小时。但错过了交班时间的王民才依然逗留在车站附近，寻找着前往市区的客源。
一个开黑车的小伙子充当他的“中介”，对于那些出差需正规机打发票以作报销之用的乘客，小伙子会主动介绍给王民才，王民才则会抽出一张人民币作为谢资。
捎上记者后，王民才在路上给夜班搭档打了一个电话，再三关照记者不要出声，并不断解释说“油都没加，来不及了”。当王民才挂掉催促交班的电话，记者简短采访了他。
记者：你刚才叫我别出声是什么意思？
王：我和夜班说路上堵车，不能让他知道我还在捎客人，不然会不高兴吧。
记者：那你为什么不准时交班呢？
王：因为白天生意实在太差，我向公司租车每天的成本200元，加柴油100多元，刨去这些成本，剩不下什么钱，长线生意更少。白天有时还要堵车，按照现在的计价器，堵车时表几乎是不走的，亏死了。
记者：今年的生意和去年相比怎么样？
王：差了很多，去年我开白班，每天可以净赚200多元，今年只有100元。
记者：收入变少，主要是油价涨了，还是客人少了？
王：主要还是客人少吧，来温州做生意和温州人到外地谈生意的人都少了，明显的就是在高铁南站和飞机场门口候着的正规车、黑车都少了。去年一个外国客人每两个月都会来一次温州，包我的车去工业园，现在已经回去四个月还没来过。
记者：你每月的租房费用是多少？
王：我住格子间，每月500元，老婆都娶不上。
记者：算下来你每月只有1000多元净收入，为什么不考虑去工厂做工呢？
王：我喜欢自由，工厂能累死人，开车虽苦，我要是不想开了，随时把车一停，自己睡觉去了也没人管。
记者：你打算在温州待多久？
王：明年春节过完就回去了，开个小店，我弟弟中医大学毕业了，在县里当了医生，我也想找点有价值的活干。
记者：像你这样不打算再开车的司机多不多？
王：多得很。租车给我们的老板是温州本地人，他们有的都自己出来开车了，司机走光了，车不能闲着。
温州报关的单子明显少了
曹语上海一家货代公司报单员，做了五年出口海运报关工作
曹语所在的公司位于吴淞路，在对朋友解释她的工作时，“货代”常被误解为“物流”。事实上，货代公司即是货运代理公司，接受货主委托后，就将货物装箱运输到目的地。
在公司的流程环节上，曹语是负责货物报关的报单员，直接与海关接触。据她介绍，公司的操作流程是由营业部从一代、二代那里接货，操作部则根据发货目的地装箱，由报单员预录入海关的专业网站系统，海关会给一张电子回馈单证，报单员凭电子放行单证再办理现场报关。对于外贸的地缘特征，负责填写“境内货源地”的曹语有着直观感受。
记者：今年委托你们公司代理运输的订单多吗？有没有数量上的变化？
曹：我们有好几个报单员，大家都是随机做单子的，就我手里接触的单子来看，总量变化还不是非常明显。
记者：那分地区来看呢？
曹：比较明显的感觉是，经手的境内货源地为“江苏”的单子多了，过去江苏和浙江的比例大致是1:1，现在大约2:1，一天的单量是七八百张，可以算出浙江大概的量。
记者：报关一般要求对发货地细化到什么程度？是省、地级市，还是县级市，或者更小的行政单位？
曹：一般是要求细化到县级市，多数单子在报上来的时候填写的是县级市或者地级市。
记者：那温州和温州下辖几个县今年报上来的单子有什么特征吗？
曹：浙江减少的单子主要就是来自“温州及其它”的货源地，包括温州一些辖县和经济开发区，明显变少了。台州、海宁的量变化不是很大。
温州发展模式优势渐失本土人才加速流失
“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虽然没有特区之名，却有特区之实。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温州地方的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主要是由本地人构成，他们有独特的社会网络和地方特征的官商场文化以及利益获取机制，将地方利益最大化，这是当年的先发优势”。陈建军分析，“当年这样由地域特性支撑起的发展基础，比方温州语言，非温州人听不懂，但温州人基本能听懂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语言，这可以使温州在外部信息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自治权’，但在当下市场环境中，却开始形成文化和信息沟通的封闭性，反而成为温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更棘手的是，不仅外来人才不足，本土人才也正在加速流失。“第一代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不高，第二代很多去了国外留学，我们做过调研，真正回到温州的第二代只有四分之一”。让张一力担忧的是，温州每10万人的大学生数量只有7000人，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严重不足。 2012年09月24日《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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